(20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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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总的说来，它是以建立和巩固独立的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这一政治发展道路包括了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目标，必须充分体现民主。民主的本质决定民主的形式，民主的形式是民主的本质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在我们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豪迈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富民为核心的。这一政治发展道路，是由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从中国近代历史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的强国之路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期待着寻找出一条强国之路，爱国、强国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主题。我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脉络大体上是这样：从19世纪40年代的“师夷”，到60年代的“洋务”，再到90年代的“君主立宪”和20世纪初的“民主共和”，以及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民主” “科学”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体反映出这一时期先进中国人对此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

中国近代，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曾经企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促进中国的进步，摆脱贫穷落后挨打的局面。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制度是能够使一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但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毕竟是一种进步。可是，在近代中国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行不通。

早在明未清初，我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思想萌芽，如黄宗羲就提出：第一，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第二，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第三，他主张“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顾炎武也提出：第一，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第二，反对君主专制政治，主张“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他把亡国和亡天下区分开来。认为，保卫一家一姓的国家，是君主及其大臣的事，而保卫天下则是所有人的事了。这段话被后人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

这些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的想法是可爱的。但是由于以下的两个原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行的：其一，在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封建的土地关系一直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先后相继的统治政权无不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基础，并且极力维护封建土地关系，中国社会虽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但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是半封建社会；其二，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迫使中国的统治者向它们屈服，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深深地渗入中国。它们强占中国沿海若干港湾，并在好些城市建立所谓“租界”，而且曾为如何“瓜分”中国而绞尽脑汁，只不过由于中国广大人民中蕴藏着反抗外国侵略的强大力量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国家，实际上已丧失完整的独立主权。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都参加掠夺的半殖民地。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和封建主义的强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此路不通。也就是说，没有民族的独立，就不能实现近代化；没有近代化，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就不能出现真正的独立。实现民族独立，从根本上说是变革生产关系的问题；实现近代化，从根本来讲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先解决近代化问题，后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实践证明行不通。因为中国已经失去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和可能。只有先实现民族独立，才能为近代化开辟道路。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进步起来，就必须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中国。不完成反帝国主义的任务，也不能完成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这二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谁能完成这些任务？如果有一个能完成这些任务的资产阶级力量，中国就可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从中国近历史看，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力量。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是近代中国最早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派别。他们深切感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苦，有强烈的爱国情绪，提出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资本主义化的纲领，并企图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这个纲领。但他们迅速地失败了。

1905年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更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革命纲领，并且为实现这个纲领进行了许多斗争。孙中山已经看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并受到在西方已经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企图使他提出的纲领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色彩，但他和他的同志们的目的还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同盟会领导取得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这次革命推翻了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工具的清王朝，成立了中华民国，是一个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丝毫没有因这次革命而削弱，革命的果实落到了帝国主义所中意的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的手里。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仍然处于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辛亥革命没有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辛亥革命后，出现过名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它们中许多是政客官僚的集团，旋生旋灭。一些标榜无政府主义或某种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或社团，因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没有什么生命力。除同盟会扩大改组成的国民党外，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较有影响的是以曾参加戊戌维新的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梁启超和其他一些进步党人倾向于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他们既不反对帝国主义，也不反对封建势力，反而依靠封建军阀势力。进步党屡经改变自己的名称，终于成为一个只是在官场中朝秦暮楚、追逐名利的小集团。

国民党在民国初年成立后，混入许多官僚、投机分子，失去了同盟会原有的革命性质。1923年，孙中山下决心接受苏俄的援助，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国民党的改组，这才使国民党有了新的生气。1924年1月，举行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国民党右派通过屠杀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而取得全国政权的。但是国民党政权没有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也不能解决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统治而独立的问题，他们自己的生存就是靠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政权也不能实现全国的真正统一。

可以这么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争得民族解放。这原本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但由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挤压相对弱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动摇性、妥协性决定了不可能由它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关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意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时只是几十个人的小党。他们就懂得，为求中国进步，革命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做起。由于积极参加1925年到1927年的国民革命，共产党发展到近6万人。1927年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又使它大为缩小。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精神，主要在农村地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建立红军，建立根据地。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成为了执政党。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无产阶级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深受三重压迫，革命最彻底；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便于结成工农联盟；分布相对集中，便于组织起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这样，才能取代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成功。

在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领导革命取得成功，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胜利，才能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

以蒋介石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镇压先进革命力量，违背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必然成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象。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肩负起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获得民族独立后其指向必然是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成为中国人民历史的必然选择。

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当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消灭封建土地关系。没有这种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可能有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另一个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间（并有其他民主党派参加）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共产党为了实现符合于全国人民愿望的国内和平和国家的民主进步，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个主张国民党曾经表示同意，但是它终于背弃诺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

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并不拒绝资本主义。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就是共产党当时愿意和国民党在合作抗日以后继续合作建国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人在30年代曾提出“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概念。既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完成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起重大的、以至领导的作用，那么革命胜利后就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非资本主义”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40年代，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这个问题的明确答复。毛泽东解释说，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这个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概括地说，就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当然，实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不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为前提。

但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并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相反地，他们欢迎美帝国主义来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在实际上统治中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也的确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国民党领导集团也不认为中国多了一个封建主义，不愿意用民主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主义。国民党领导集团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任何有利的条件，却在自己身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这个官僚资本不择手段地掠夺人民的财富，官僚资本膨胀到了极点。 “多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多一个本国封建主义”，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不但无害，反而有利。为维护既得利益起见，国民党领导集团不愿意接受民主联合政府，宁可打内战。如果他们胜利了，中国就只能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是，由于国民党失尽了人心，许多本来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抛弃了国民党，因为人民已看出，这样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势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彻底孤立，它不能不失败。这就最后确定了这样的历史格局：中国不可能由某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建立资本主义义的国家。

既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不可能是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发展资本主义。如果在1949年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共产党软弱动摇放弃了领导，而由某种资产阶级力量来领导国家，结果会怎样呢？那就必然是尚未全部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继续彻底完成，必然是引起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反对，根本不可能造成安定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局面。更不用说，国民党势力会卷土重来，帝国主义势力会乘机侵入，中国就只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不可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1949年胜利前夕，共产党明确宣布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一、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二、没收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垄断资本即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三、保护民族工商业。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就是最早产生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已经存在着社会主义经济，这主要是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那时还很少）。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没有国家的支持，不可能不和国营经济发生各种联系；它转向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然的趋势。1956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由于客观形势造成了这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是任何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这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证明党和国家在这方面所实行的政策是完全符合于客观需要的。

中国的确没有经过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更没有经过发达的或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了它不可能经过那样的阶段。但是中国是以特殊的方式经过了资本主义。虽然不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这个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因此也就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否则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我国在在封建社会后期，处在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的面前，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成为了历史的必须选择。这是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发展所决定的，是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在当今社会，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一唯一正确之路还将继续被实践所证实。